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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時代立言立信立命用明德引領社會風尚
信息來源:光明日報   作者:樊和平 時間:2019/6/19 10:17:39

  中國知識分子歷來秉持家國情懷、講求道德文章,始終將承擔社會責任、引領道德風尚作為自己的使命和責任,也作為人生的理想追求。《左傳》提出“太上有立德,其次有立功,再次有立言,雖久不廢,此之為不朽”。這就是后來傳統文人士大夫追求的“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”。其中,立德是最高的價值追求和理想人格。今年全國“兩會”期間,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,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“肩負著啟迪思想、陶冶情操、溫潤心靈的重要職責,承擔著以文化人、以文育人、以文培元的使命”,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“為時代明德”,“用明德引領風尚”。這是對整個社科界的殷切期望,更是倫理學研究工作者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。

 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,倫理學工作者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“勇于回答時代課題”“用明德引領風尚”的要求,應當首先在理論和實踐上“明”兩種“德”。一是“明”新時代中國社會“德”的光明本性,科學揭示中國倫理道德發展的時代精神狀況,為其“立信”,建構中國倫理道德發展的文化自信;二是“明”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社會“德”的轉型軌跡和發展規律,實現中國倫理道德發展的文化自立。總體來說,應當以深植于“家國情懷”“勤業精業”的“立言”,為新時代中國社會的倫理關系和道德生活“立信”,為倫理道德的歷史發展“立命”,以倫理道德發展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立引領社會風尚。

  如何完成這一歷史使命?我們認為,應當在科學持續的大規模調查研究中發現真正的中國問題,履行文化傳承和服務國家重大戰略的雙重使命。

  關于中國倫理道德狀況的科學揭示和理論闡釋,不僅關乎對中國人民的精神風貌的認知,而且關乎中國倫理道德發展的文化自信。改革開放以來,學界和社會對于中國倫理道德到底“滑坡”還是“爬坡”進行了長期爭論,這也是倫理學工作者持續跟蹤的課題。為了攻克這一時代難題,東南大學的倫理學團隊依托“道德發展高端智庫”和“公民道德與社會風尚”協同創新中心,進行了持續十年的倫理道德大調查,先后在全國29個省區市進行了三輪調查,在江蘇進行了五輪調查。不同時間、地點、方法得到的海量數據表明,社會大眾對當今中國社會的倫理道德狀況大多滿意或基本滿意,滿意率在75%左右。值得關注的是,對倫理關系或人際關系的滿意率低于對道德生活的滿意率,甚至出現了“道德上滿意—倫理上不滿意”的倫理—道德悖論。“用明德引領風尚”,一方面,必須持續發布調查的客觀信息,引導社會大眾建立新時代倫理道德發展的文化自信。2010年和2018年,我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成果《中國倫理道德報告》《中國大眾意識形態報告》《改革開放40周年“中國倫理道德發展數據庫與研究報告”》公開發布,以真實的數據、翔實的情況和比較令人信服的結論,受到社會各界廣泛關注。另一方面,必須對持續調查所發現的“中國問題”進行新解釋、探索新理論,進行倫理型文化背景下的特殊規律研究,推進文化傳承創新。中國文化歷史上是一種倫理型文化,新中國成立70年來,中國文化雖然發生諸多深刻變化,但倫理型文化這一傳統文化基因仍然影響著當代生活。倫理型文化以倫理道德為終極關懷和終極憂患,即孟子所說“近于禽獸”的失道之憂和“教以人倫”的終極關懷。在此背景下,社會理性和社會情結的文化邏輯就是:因為終極價值,所以終極憂患;因為終極憂患,所以終極批評。當下存在一些對倫理道德的批評,說明中國社會確實在一定程度上面臨倫理道德的挑戰,但我們要對倫理道德乃至中國文化保持應有的自信。

  新中國成立70年,中國倫理道德發生重大轉型,倫理學研究應當樹立文化自覺,推進中國倫理道德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自立,由此引領社會風尚。在世界文明史上,倫理道德及其理論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所作的最杰出貢獻之一。自軸心時代始,以孔孟老莊為代表的中國哲學家便建立起以倫理道德為核心、倫理道德一體的精神哲學體系。可以毫不謙遜地說,倫理學的故鄉在中國,倫理學是最應建立文化自信、學術自信的學科。

  調查數據表明,現代中國倫理道德轉型的文化軌跡是“倫理上守望傳統,道德上走向現代”,出現倫理與道德現代轉型的“同行異情”。改革開放以來,中國倫理學引進康德的道德哲學理論,然而正如黑格爾所批評的那樣,康德哲學“完全沒有倫理的概念”,是真空中飛翔的鴿子。“無倫理”的康德理論的移植導致了不少誤區,實踐上突出表現為“道德信用”的問題意識,“倫理信任”成為潛在和深刻的“中國問題”,“老人跌倒扶不扶”等現象便體現了這種問題軌跡。倫理學研究要真正做到“為時代明德”,一方面要研究“中國問題”的轉型軌跡,建立倫理道德一體的問題意識和價值取向,引導社會大眾在捍衛道德信用的同時呵護倫理信任,建構社會的倫理凝聚力。另一方面,必須走出西方學術依賴,回歸中國傳統,建構關于倫理道德一體的中國精神哲學形態和現代倫理學理論形態。

  在哲學乃至整個人文學科體系中,倫理學是應用性比較強的學科之一,康德稱之為“實踐理性”,不僅承擔“為時代明德”“用明德引領風尚”的文化天職,而且內含“回答時代課題”的學術條件和學科基因。作為哲學的二級學科,作為中國文化傳統的內核和人的精神世界的核心構造,倫理學應當深覺自己的學術責任,在回答時代課題、破解時代難題的同時,進行關于現代中國倫理學理論和人的精神世界的宏大高遠的建構,在調查研究中發現真正的中國問題及其理論前沿,切實履行文化傳承與服務國家戰略的雙重使命。

  (本文系作者: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樊和平,在2019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評審工作會議上的發言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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