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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小說課”的興起與文學生活的變遷
信息來源:   作者: 時間:2019/5/30 10:16:49

  作者:徐阿兵(福建師范大學副教授)

  時至今日,知識領域的分化日趨精細,有關概念的界定卻愈發艱難。為免定義顧此失彼,將小說家理解為靠小說“說話”的人,或許不失為樸素而有效的方式。但要細究起來,說話還有不同的層面。就中國小說重視“說”和“講”的傳統而言,說話簡直就是小說家的天職。小說家時常在不同場合發言,無疑直接表露著他們的文學觀。說話方式及意味的不同,不僅關聯著小說家身份功能的變化,也折射出文學生活的變遷。

  當余華將一本隨筆和演講集命名為“說話”時,當徐則臣以“別用假嗓子說話”為題探討70后作家的境遇時,他們顯然共同展現了當代小說家的身份自覺:用自己的方式說話。但他們所采取的不論是隨筆、演講還是自述、對話等方式,都不是以作品說話,而是現身說法。相比曹雪芹只能隱身于小說中慨嘆“都云作者癡,誰解其中味”,后世的小說家顯然要幸福得多。得益于日漸完備的出版體例和日漸發達的現代傳媒,他們可以在長短不一的前言、后記或序、跋中自陳甘苦,也可以在形式多樣的訪談、座談會和讀者見面會中談笑風生。

  小說家時常在小說之外拋頭露面,這若讓主張作者應從作品背后消失的福樓拜來評判,簡直是犯了大忌。昆德拉曾對福樓拜深表贊同并加以發揮:小說家一旦自居為公眾人物,就會使其作品陷入危險境地。昆德拉的觀點,與本雅明所說的“小說誕生于離群索居的個人”可謂殊途同歸,均意在強調小說乃是獨立觀察和思考的產物。不過,也不必過于憂慮。首先,小說家如能秉持真正的專業情懷,即便偶爾拋頭露面,也不至于變成通常意義上的公眾人物。優秀的小說家自有其智慧與策略,與人群和聚光燈保持必要的距離,使自己得以獨立觀察和思考。其次,小說家并非一拋頭露面,就必然會變成公眾人物。從文學史看,生前以小說家身份成為公眾人物者,可謂少之又少。最后,小說家不再隱身于作品之中或消失于作品背后,而是直接面對讀者說話,這不是小說家玩忽職守的表現,而是當前屢見不鮮的文學事實。因此,面對走出書齋的小說家,聽到他們或談自己或論他人、或闡釋或拆解、或對話或反駁,我們與其加以情緒化評判,還不如將這類現象置于更寬廣的視野,思考它與時代文學面貌之間的關系,探究它對文學生活的具體影響。

  依我之見,當今與以往時代的文學生活之所以不同,并非由于小說家天職的改變,而是源于小說家說話方式的特殊化。20世紀以來,小說家最為特殊的說話方式是,以教師身份向以學生為主的聽眾講授小說。借用畢飛宇新近出版的講稿題名,我們可將那些由課堂講授整理而成的出版物統稱為“小說課”。小說課當然不是今日才有。就國外而言,俄裔美籍小說家納博科夫的《文學講稿三種》執著于對小說主題、結構和風格的探究,意大利小說家安貝托·艾科的《悠游小說林》以符號學和敘事學理論引領讀者勘察小說叢林,英國小說家詹姆斯·伍德的《小說機杼》以人物為中心重訪似乎過時的現實主義,可謂各有千秋。他們的共性在于,以經典名篇為對象,闡發小說創作的奧秘和閱讀的樂趣。在現代中國,魯迅和沈從文都曾以小說家身份在大學課堂講授小說。不過,魯迅的重心在于小說史的梳理,沈從文的興趣則是對同時代作家的批評,故而與本文所說的“小說課”稍有不同,但魯迅所講授的小說史與沈從文所從事的當代評論,無疑都是那個時代文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。

  中國小說課是20世紀90年代一批小說家相繼進入高校執教的產物。比如,王安憶進入復旦大學,出版講稿結集《心靈世界:王安憶小說講稿》等;馬原進入同濟大學,出版《閱讀大師》等;格非進入清華大學,出版《卡夫卡的鐘擺》等;閻連科進入中國人民大學,出版《發現小說》等;畢飛宇進入南京大學,出版《小說課》。張大春的《小說稗類》和白先勇的《白先勇細說紅樓夢》,也分別是他們在臺灣輔仁大學和臺灣大學授課的結晶。可以說,小說課的規模化和持續化發展,是這個時代引人注目的文學景觀。

  小說課的興起,應歸功于大學教育理念和制度的探索創新。在以往的文學教育中,文學史、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三者雖不至于分疆而治,但很難做到親密無間。小說課卻幾乎自然而然地實現了三者間的交叉融合。講授者的初衷雖不是講成小說史,但在選講經典篇目時,已無形中完成了類似文學史的篩選工作。課堂上對具體作品的解讀,時刻要求講授者兼具文學批評的眼光和文學理論的修養。也就是說,講授者實際上身兼小說家、批評家和教育者等多重身份。當小說課從口頭講授到整理出版,它的接受對象也就從學生聽眾而擴展至讀者大眾。在后續的傳播中,小說課所彰顯的文學趣味、觀念和立場,對大眾的文學閱讀、文學消費和文學接受可能產生的影響,難以估量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,小說課的興起,密切關聯著文學生活的變遷。

  在當下的文學生活中,小說課有著重要的意義與影響。首先,彰顯獨到眼光,豐富批評類型。小說課作為特殊形態的文學批評,乃是作家對作家的批評。這些批評文字未必都能達到“大師的批評”的理想境界,但至少都是別開生面、引人入勝。比如,王安憶偏好從名家處女作入手,馬原流連于海明威和奧康納的人格心理,畢飛宇從魯迅的基礎體溫感知《故鄉》,無不顯示出獨到的眼光和強勁的感悟力。在學院派批評大行其道的當下,這些情感飽滿、文采靈動的文字,距離所謂的學理和邏輯相對較遠,但也因此減免了空洞甚至僵化的風險。在當前批評園地中,富于真知灼見的小說課,有理由被視為珍稀品種。

  其次,解析經典奧秘,點撥創作技法。小說家解讀經典作品,不是從辨析經典的內涵、梳理經典的接受史入手,而是以創作經驗直面經典本身。一部經典就是一個獨立的世界,用王安憶的說法,是由特殊的材料、思想和感情筑就的“心靈世界”;按李浩的看法,則是由幻覺、玄思以及省略、回旋感等打造的“魔法世界”。從文學教育的效果來說,小說課未必能直接造就優秀的小說家,但聽者如有足夠的天賦,必能從中領會創作技法,進而為自己的創作打開格局。同時,小說課也是講授者的自我教育。若以小說課為鏡,我們能從中看到哪些前輩小說家深刻影響了當下的小說家。而當下的小說家,都將成為未來更年輕小說家的鏡像。正是這些鏡像,豐富了生生不息的文學生活。

  最后,倡導閱讀風尚,重塑文學生活。畢飛宇的小說課出版之后,很快獲得了他沒有料想到的銷量。但小說課影響公眾閱讀的方式,既不是為經典祛魅,也不是戲說經典,而是精深閱讀。納博科夫曾說,成熟的、思路活潑的讀者只能是“反復讀者”。畢飛宇也反復表示,只有重讀經典,才會時有發現。事實上,反復閱讀不只需要付諸行動,更有賴于具有賞玩精品的趣味和心態。蒂博代認為,趣味是文學教育所無法教會的內容,但在我看來,趣味仍有逐步培育的可能。真正阻礙精深閱讀的,其實是讀者的心態。在閱讀載體日益多樣化的當下,純粹文字閱讀的吸引力日漸流失,快餐式、碎片化的閱讀,已經成為突出病象。在此情境中,小說課所標舉的專、精、深的趣味,雖然不能立竿見影地扭轉文學閱讀的局面,但確有可能引領讀者重新親近經典。小說課若能堅守特色、持之以恒,必將為倡導閱讀風尚作出更大貢獻,有望重塑我們的文學生活。

  《光明日報》( 2019年05月15日 14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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